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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七则

事迹七则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 日本 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著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四百多支。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先生爱儿童

　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 英国 ，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先生与中国***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先生与佛教

　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大会。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著?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的革命哲学思想

　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先生历年的著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著，就是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著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著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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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品牌历程

1993年

· 顺丰速运公司在广东顺德创立 2004年-2007年 ·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会员 · 深圳国际货代运输代理企业会员 · 深圳市航空运输协会理事会员 ·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员 ·“SF”商标先后获得广东省、广州市著名商标 ·“顺丰”商标先后获得广东省、广州市著名商标 2007年 ·顺丰集团被评为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 ·顺丰集团被评为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 ·顺丰集团获深圳商报与深圳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联合颁发的“最具竞争力品牌奖” 2008年 ·顺丰集团正式启用品牌新视觉形象 ·顺丰集团被广东省邮政局授予“2008年省邮政业统计工作先进集团”称号 ·顺丰集团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授予"中国物流改革开放30年旗帜企业” 2009年 ·顺丰集团加入中国快递协会 级别：副会长单位 2010年 顺丰成为首个荣膺美国《读者文摘》“信誉品牌”金奖的民营快递企业

编辑本段企业公民

2003 ·顺丰集团为中国非典型性肺炎的防治工作捐赠200万元 2004年 ·顺丰集团荣获广东省青少年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赠证书”：为希望工程捐赠100万元 2008年 · “512大地震,顺丰在行动”：累计捐款937万元并捐出可供3500人使用的帐篷 · 组织78名志愿者赶赴灾区救助和重建。 顺丰航空

· 地震后公司组织员工领养了76名孤儿。 2009年 ·台湾“莫拉克”台风，两岸三地上百名艺人发起“赈灾义演”晚会，顺丰速运捐款200万港币。 2010年 ·青海玉树地震，顺丰新成立的航空公司无偿为灾区运送42组近25吨的发电机组，同时为灾区捐款1000万。

编辑本段品牌传播

·积极面貌 发展进步 ·创新理念 自我提高 ·回报社会 勇于承担 ·诚信敬业 协作共赢 ·活力团队 迎接挑战 ·务实心态 稳步前进 ·成就客户 推动经济 ·值得信赖 受人尊重

编辑本段自有庞大的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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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在中国大陆

目前已建有3个分拨中心、近100个中转场以及2000多个营业网点，覆盖了国内32个省（青海省暂未开通）近200个大中城市及900多个县级市或城镇。

顺丰在中国香港

1993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营业网点，目前营业网点覆盖了18个行政区中的17个（离岛区暂未开通）。

顺丰在中国台湾

2007年在台湾省设立营业网点，覆盖了台湾省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等主要城市。 据中国快递咨询网报道，我司在该网站举办的“2008年国内快递最具有竞争力企业”综合调查中名列十强企业之一，位居第二位，仅次于邮政EMS。 注： 一、国内快递是指从事国内异地快递和同城快递； 二、排行榜依据： 1、市场份额（快件量、营业收入、增长率）； 2、服务能力（服务城市范围、网点密度、销售价格水平、服务产品品种、呼叫中心接通率、信息化水平、承诺服务内容）； 3、服务水平（申诉率、315投诉率、快递服务测试结果、问卷调查等）； 4、知名度与美誉度（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客户评价、行业评价）。

编辑本段顺丰老总王卫

顺丰老板:没有邮政，也就没有顺丰 用飞机运快件的老鼠会 快递黑马背后的隐身富豪 据说，早在2004年，这家不广为人知的企业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3亿元。 这是一家神秘的公司。 行内人很难看清它的面目。 "他们是老鼠会。"一家同行的快递公司总裁不屑地说。另外一位拥有政府背景的资深人士意见则完全相反，早在2004年，他就建议记者关注这家不广为人知的企业，那一年，据说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3亿元。"别看从来不打牌子，申通、宅急送都不是它的对手。" 人们对这些信息难以分辨，因为他们最多只是在电话里听到过顺丰接线员的声音。这家公司很少有自己统一标识的车辆，递送人员开自己的摩托车送货。他们很少与同行打交道，也从来不打广告。公司老板从来没有接受过一次采访，面对中央电视台也一口回绝，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样子。 无论对于DHL这样的国际快递公司，还是宅急送、申通这样的民营企业，这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更有趣的是，这家公司像民营快递公司一样做国内快递，但老板却是一名香港人。 但站在物流圈之外，这家企业则呈现出另外一幅轮廓。 这是一位投资银行的资深人士的描述：近三年来平均50％的增长，16亿元的年营业额，30％的利润率。"中国第一家用飞机做快递的公司？你说的是30年前的联邦快递吧？对于华尔街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故事。"他甚至为这家公司计划好了前景，"按照15倍市盈率计算，上市能融资70个亿。可以买飞机了。"这位投资人士开玩笑说。 他没想到，这家公司的确正在认真考虑购买自己的飞机。事实上，他们此前已经包下了一家航空公司的全部5架货机，用来承运自己在几条线路上爆满的快件。而上市，也已经在最近被列入议事日程。 "联邦快递？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强。"说这句话时，这家名叫顺丰速运的公司，已经不再是13年前广东番禺码头的"挟带人"，而是一家用飞机铺开全国网络的快递巨头。 顺丰速度 王卫，香港人，现年36岁，作为顺丰的总掌舵人，和他所带领的企业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在百度上搜索这位身家被估计超过10亿的人物，结果为零。 记者几经周折，从一些接近王卫的人士那里拼凑出了他的历程碎片。 出生于香港的王卫，父亲曾是一名空军的俄语翻译，母亲则是江西一所大学的教师。从小就受到良好环境熏陶的王卫，头脑过人。 十几岁的时候，王卫在香港叔叔的手下做小工。后来，他尝试了开工厂等很多种生意，但没有取得成功。不过，在寸土寸金、压力巨大的香港生活，被周边的商业环境、经营之道熏陶，一个精明商人的眼界与才干逐渐形成。 1990年代初，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大陆的王卫有时会受人之托，捎带货物出入境。眼光敏锐的王卫从中发现了深港快件的商机。从父亲那里借到10万元资金后，24岁的王卫与几个伙伴合作成立了专送快件的公司，并于1993年3月26日，在广东顺德注册成立了顺丰公司。 创业初期，公司只有5个人。那时，包括王卫在内，没有人知道这家小公司会走向何方。 深港线上的挟带人 1992年后，"前店后厂"模式在深港之间形成。深港线上的货运商机，是那个黄金时代的缩影。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跨国企业在两地之间的贸易增多，但政策环境有限，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物流成了瓶颈。"比如工厂里缺一个什么急件，今天说，明天要，要去报关，得一个星期，谁能等得起？"一位与王卫同期创业，但后来专攻保税物流业务的深圳公司老板说。这期间，很多通港货件被私人以挟带的方式运送到内地，一些专业的"挟带人"出现，每天往返于深港之间。 公司成立之初，王卫不仅是老板，也是"挟带人"，亲自上阵送货。这段经历也让王卫切身体验到一线取派件工作的艰辛。在公司做大之后，王卫也经常在公司的大小会议上强调，一线的业务员才是顺丰"最可爱的人"。 顺丰的业务以一种不规范的形态起步。除了顺德到香港的陆路口岸，番禺到香港和澳门的快船也是王卫当时倚重的业务路线。 这个市场没有什么门槛，政策监管缺失，初期的竞争者有很多，但王卫很快从混乱的局面中抽丝剥茧，把业务导入正轨。王卫的手下认为，这取决于王卫"从不做投机生意"的原则。"做走私的人只想走私，你让他做企业，做不来呀。"王卫用低于市场均价30％的价格揽货，吸引了大批中小商家。虽然一票货只收几十元钱，但生意红火的出人意料，"每年赚个几百万不成问题"。 量大之后，王卫建立起正常的通关途径，而政策的开放和完善，也给了他机会。把零散的"挟带"生意集合起来，包装成统一快件，系统化的快递运作模式逐渐成型。 做业务的同时，王卫在当地铺建了厚实的关系网。王卫是个能力很强的人，"讲诚信，为别人考虑，看得长远，能够处理好与政府、客户等所有人的关系。" 在王卫的精心运筹下，顺丰的生命力开始展现。许多在这条线路上起家，看似光鲜的企业最终逃不出"昙花一现"的命运，但顺丰的深港货运，却成就了王卫的第一桶金。事实上，作为起家业务的香港件，目前仍是顺丰业务的主力军，占到公司业务总比重的40%。 1997年，顺丰已经在局部垄断了深港货运，在顺德到香港的陆路通道上，70％的货由顺丰一家承运。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当时顺丰的市场地位以及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作为国企的中铁快运，希望通过铁路打开香港的快件市场，但被派去广东谈判的人却碰了钉子，最终被当地海关婉拒。中铁快运了解到，当地已有一家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通港业务，即便自己开了这条线，也拿不到足够的货源。这家公司就是顺丰速运。 快递起步 1996年，顺丰开始涉足国内快递。 顺丰的快递是深港货运的"自然延伸"，最初的产品基本是深港件，需求增长很快，顺丰象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快递市场无处不在的养分。一位最早加入顺丰团队的老业务员回忆说："那时候顺丰只有十几个人，大家围在王卫身边，同吃同住，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跑市场。我们这些业务员都象疯了一样，每天早出晚归，骑着摩托车在大街小巷穿梭。" 很快，顺丰以顺德为起点，将网络的触角延伸至广东省以外，通过向长三角地区复制业务模式，进而扩张到华中、西南、华北。 在顺德之外，顺丰新建的快递网点多数采用合作和代理的方式。每建一个点，就注册一个新公司。这种形式和加盟类似，分公司归当地加盟商所有，互相连成一个网络。顺丰各地网点的负责人是公司的中坚力量，他们上缴一定数额的利润，多余的则留下。令人惊奇的是，直到2002年之前，顺丰一直都没有总部，只有一大批广州顺丰、中山顺丰这样的地方公司。 这种"自然延伸"式的扩张，靠的是自发的加盟。因此，顺丰形成的网络并不是有规划的，而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网络。例如广东省，下属的县城几乎每个都有顺丰的站点，而在经济发展程度较弱的省份，除了省会城市之外基本没有网点。 北方某快递公司的老板介绍说，顺丰采取的方式与其他公司的加盟方式很像，只不过更松散些。比如，加盟是一种公司之间的商业行为，需要办理工商手续，加盟商们使用公司的统一标识，对外承揽生意。小老板们可以把货送到公司的集散中心来走货，但盈亏要自己负责。 由于是业务带动市场，而此时的市场又很容易做，顺丰便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市场拓展上，甚至曾采用"人海战术"，期望达到广种多收的效果。 起初，顺丰在业务运作中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承包方式，给业务员划片、划区，每人负责一块"责任田"。各个片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从开拓到收获，逐渐丰饶起来。一位老业务员回忆说，当时很多业务员骑摩托车取送件，时常有人不幸遇到车祸，断胳膊断腿是常事。"顺丰是我们用命换来的。"业务员拼命换回来的是不菲的收入。1990年代末，顺丰在广东一些城市的业务员，已经有一大批月收入上万元的。在这种示范效应下，顺丰的网络拓张一路顺风满帆。 不只顺丰一家赶上了这个新兴行业的起步良机。宅急送和申通也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尽管与顺丰经营模式不同，但巨大的市场给它们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这几家公司后来也成为国内快递业分据天下的"诸侯"企业之一。 2002年成立总部之前，顺丰在全国总共有180多个网点，虽然华东和华北市场进入不深，但名声已经在外。而在九十年代末，国内快递业务在顺丰总体收入中的比例也增加到近40％，顺丰从"香港件"一条腿走路，变成了两条腿走路，有了奔跑的可能。 顺丰在产品定位方面的谨慎策略，被认为是支撑其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与诸多"快递优而物流"的同行相比，王卫坚持只做快递，而且只做小件，不做重货。在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顺丰按照客户细分设计了自己的产品价格体系，与四大国际快递重叠的高端不做，五六元钱的同城低端也不做，剩下的中端客户被锁定为唯一目标。服务产品的设计也非常简单，1KG内收不超过20元的邮费，上门送货，全国联网，36小时到达。除了收费标准逐步调高、取送件时间逐渐缩短之外，直到今天，顺丰的产品定位一直没有任何改变。 据顺丰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摩托罗拉等一些大型跨国企业曾找到顺丰，希望其参与物流项目的投标，但顺丰考虑再三之后没有接单。"重货成本大，利润薄，也不是我们的强项。"他说。 快递行业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对于已经形成网络的企业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开拓市场，而是如何维护和提升服务。这就好比一个人在自家碗里的肉都吃不完的时候，是不会算计着去别人的碗里抢菜的。 王卫的性格也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可以说，即使是快递我们都未必做到了百分百的深入程度，何况其他。"这位内部人士说。2003年之前，有相当数量的快递公司淹没在物流甚至房地产热潮中，但王卫一直心如止水。 王卫并非对潜在的利润视而不见。为了避免过快增长造成的各种问题，又不在与同行的赛跑中落在后面，顺丰采取了一个独特的策略：用提高价格来控制发展速度。2003年之后，王卫强行把年增长幅度压在50％以下。但同期，顺丰1KG克次日达的价格从15元提高到20元。"依照这样的速度，顺丰完全可以实现每年100%的增长，但这样会失去平衡。"顺丰的内部人士表示。 这种举措一部分来自主动思考，另一部分则来自曾经的教训。在内部管理方面，顺丰就曾经因为其独特的模式吃过亏，甚至一度造成危机。 收权行动 对地方代理和合作者的放权管理，形成了顺丰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顺丰似乎进入了一条无为而治的良性轨道。1999年之前，王卫曾短暂地离开过公司，每天陪太太喝喝茶，打打高尔夫，乐得做富家翁。但放权管理的方式很快给公司带来大问题。 一心扑在市场上的顺丰，网点和人员逐渐增多，被"承包"的各个片区开始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在一些片区，员工只有自己的经理，不知有顺丰的老板。而一些地区负责人的行为出格，无法约束，与顺丰的关系日渐紧张，大有形成诸侯割据之势。而个别权力和影响力过大的负责人，甚至把业务带走单干。"老鼠会"的名声，在此时开始悄然传出。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